文艺批评 | 李静：中国崛起的历史叙事与当代想象——以“新清史”的“帝国转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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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历史上最具统治效力的多民族帝国，清朝缔造出了远超历代中原王朝的“复合文明”。当代中国基本承继了清朝的疆域与民族构成，这也就使得清朝历史总是成为当代中国自我表述的重要原点。如何叙述清朝，关涉到“何为中国”等一系列重大命题。近三十年来美国清史研究界的“新清史”研究代表当下西方学界理解“中国文明”的思维方式。由之引发的争论和群体情绪反映出“中国”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待重新叙述、建构与想象的对象。本文认为，讨论清史的关键应在于如何将差异性的经验转化为一种理解自身文明的“视点”，进而开启对自身文明的反思性重构，并召唤出更为多元平等的文明论述与世界秩序。

感谢作者李静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李静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中国崛起”的历史叙事与当代想象

以“新清史”的“帝国转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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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中国”成为问题

近年来，伴随着《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2]与《哈佛中国史》（全六卷）[3]在中国的热销，“历史热”、“通史热”成为当代中国知识界与出版界的一大热点。在“中国崛起”的历史性时刻，系统回顾与把握“中国文明”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走向，形成相对完整的叙事，激发了国内外知识界的巨大兴趣。其中，如何叙述清朝的历史成为一个难点。作为历史上最具统治效力的多民族帝国，清朝缔造出了远超历代中原王朝的“复合文明”；作为最后一个“前现代”王朝，它又见证了中国从“传统”步入“现代”的历史转型。而且，当代中国基本承继了清朝的疆域与民族构成，这也就使得清朝历史总是成为当代中国自我表述的重要原点。因此，如何叙述清朝，也就关涉到“何为中国”、“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与“如何想象中国与世界的未来”等重大命题。

“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作为近三十年来美国清史研究界的代表性成果，尤其能够代表当下西方学界理解“中国文明”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学界也引发了众多争议。2015年，中国大陆新媒体[4]围绕“新清史”而展开的论战便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学术事件之一。其中的两位主角——元史学家姚大力与近代史学家汪荣祖——以《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5]一书为起点展开了激烈辩驳[6]。这场在新媒体上持续发酵的争议，引发了众多文史爱好者“圈子化”与“跟帖式”的关注与评议，许多问题、方法与立场借此浮出水面。此外，《中国社会科学报》也于2015年刊发了一组“新清史”的批判文章[7]。2016年，“新清史”领军人物欧立德（MarkC. Elliott）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称：他没想到“‘新清史’会变成这么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微博、豆瓣上，甚至在社科院的网站上，有人那么激烈地谈”[8]。而“新清史”之所以引发普遍关注，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它对清朝性质的判定以及对“中国文明”的理解方式极大挑战了中国国民的“常识”与“底线”。因此，关于“新清史”的争议也就常被普泛化为关于“中国文明”与“当代中国”的争议。再加之“新清史”学者本就极为自觉地向公众普及自家观点[9]，而新媒体上的学术流通方式，更使之具备了某种“公共性”。如此看来，原本相当“专业”的“新清史”在中国大陆被“激烈地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体来说，这场论争始终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以汪荣祖为代表的学者直陈“新清史”谬误良多，且具有颠覆中国历史连续性与大一统格局的政治影响，而以姚大力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应秉持开阔襟怀，接受“新清史”在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再者，刘小萌、刘文鹏等学者强调“新清史”与日本“满洲学”颇有渊源，因而与20世纪30、40年代的“满蒙征服论”脱不了干系[10]，而袁剑则赞同定宜庄、欧立德的辩护，认定“‘新清史’源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潮流和档案资料的新发现，而绝非像一百年前跟随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与政治互相纠缠的东洋史”[11]。可见，论争双方分别从各自秉持的“大是大非”（讲政治）与“学术因果律”（做学问）出发展开论述，也就难免陷入到“不可沟通”的境地。

但是，“新清史”之争召唤出的群体情绪与舆论效应并非没有意义。它反映出“中国”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待重新叙述、建构与想象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与“新清史”研究著作被陆续翻译到中国的同时，中国学界也自发地意识到了重新叙述“中国”的必要性，历史学界、考古学界、民族学界与社科领域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意识，并做出了不少尝试。这意味着，“新清史”之争不再是“冲击-反应”模式的又一次显影，而是围绕着“何为中国”这一共同议题，以不同方式与立场展开的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阐释与想象。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以2015年的“新清史”之争作为论述起点，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关键在于呈现“西方（他者）的中国观”与“中国（自我）的中国观”之间的“视差”，而在于探讨如何将这些差异性的经验转化为一种理解自身文明的“视点”，进而开启对自身文明的反思性重构，并致力于召唤出更为多元平等的文明论述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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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的悖论：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

“新清史”的故事也要从一场论争谈起。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又译罗斯基）于1996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时发表就职演讲《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Reenvisioning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12],反驳何炳棣（Ping-tiHo）于1967年发表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History）[13]一文中对“汉化”观点的强调。何炳棣遂于1998年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In Defense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s “Reenvisioning the Qing”）[14]。可见，“新清史”从诞生之初便火药味十足地将矛头直指传统清史研究中的“汉本位主义”与“中原本位主义”。接着，《国际历史评论》（InternationalHistory Review）在1998年6月推出8篇清史论文，将论辩推向高潮。2004年，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History Review）上发表《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一文,“新清史”的命名自此固定下来。在此前后，以“新清史四书”[15]为代表的一批“新清史”研究著作陆续出版，第二代更年轻的“新清史”研究者也已陆续进入学界，产生影响。

卫周安

中国学界对“新清史”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新清史”包括近三十年来美国清史研究在政治、经济、城市、性别与社会研究等方面的全方位推进，狭义的“新清史”指以族群、边疆与内亚为视角的清史研究。本文所论的“新清史”主要是后者。但即便在狭义的“新清史”中，也存在不少观点上的分歧[16]。例如通常被作为“新清史”代表人物的柯娇燕就曾明确反对罗友枝与欧立德的“满洲中心观”，否认自己是这一群体的学者[17]。但与中国传统的清史研究相比，他们的学术共性还是远大于内部差异。加之本文主要考察“新清史”研究与中国学界清史研究的观点争鸣及其背后的文明论述方式的区别，所以还是选择将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新清史”经由新媒体引起广泛关注之前，就已经对国内清史研究界形成了较大冲击，双方展开了持续论争。国内学者的回应文章主要被收入两本论文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这两本论文集较全面地呈现了双方交锋的具体议题，包括：清朝有无“汉化”，“族群认同”，“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准则，以及清帝国的内亚性、世界性与早期殖民主义等[18]。概而言之，“新清史”从“满洲”、“内亚”与“世界”三个层面上重新定义了“清朝”。

一为“满洲之清”，从满洲、八旗制度等角度强调清朝区别于历代中原王朝的特征，尽量弱化满洲元素与中原文明的交融程度，认为清朝主要是凭借满族特性超越传统夷夏观，有效统治长城内外领土。欧立德对八旗制度的研究是其代表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致力于揭示满洲特殊性的“新清史”研究者大量使用非汉文资料，尤其是满文档案，此外也包括蒙、藏、维吾尔、彝、韩、日、俄、法、英等多语种材料。他们认为，满文档案中更多地保留了满族统治者的族群意识、政治意识与历史意识。

二为“内亚之清”，强调清朝统治具有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放大蒙古“可汗体制”以及北方游牧文化对清朝统治的影响，进而指出“清朝君主具有‘共主’的政治基本特征，即他不仅是内地汉人所尊奉的信仰儒家之道的中国天子和满蒙联盟推崇的可汗，而且还被藏传佛教信众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和推动政教二道并行的转轮王，甚至其还是能够得到穆斯林阶层拥护的伊斯兰教庇护者”[19]。柯娇燕认为，“在清朝统治者构建的天下秩序观里，‘满洲’或者‘中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20]，因为清朝作为普世性帝国，其皇权具有“同心性”（concentricities）与“共主性”（simultaneities），是由多种统治方式杂糅而成的。

三为“世界之清”，凸显清朝作为“征服王朝”的“超中国”意义，并与同时代的伊斯兰帝国、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英帝国加以比较，进而从“早期现代”（earlymodern）与早期殖民主义的视角去定义“清帝国”。比如，濮德培（Peter Perdue）在《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中部的征服》（China Marches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指出康熙至乾隆朝清军和准噶尔部的战争并不是中央平定地方叛乱，而是清帝国的对外扩张战争[21]。

总之，“新清史”强调清朝不是普通的朝代更替，而是中国王朝历史上的一次“断裂”，是一套从族群、内亚与世界的角度“颠覆”传统中国王朝史观与民族主义史观下的“清朝=中国”的论述。因而，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挑战中国读者“常识”的观点，就首先需要考察“新清史”的生成语境。

1960年代以来，随着反越战以及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高涨，左翼思潮在欧美蓬勃发展，“西方中心论”受到猛烈抨击。成长于1960-70年代的年轻一代美国学人几乎都认为他们之前的学术生产是有意无意地为帝国主义辩护。故而，重新发现“第三世界”、理解多元现代性与关注边缘人群成为他们的精神共识。1984年，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A. Cohen）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History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a Past）这一重要著作。该书前三章集中检讨了西方中心论的种种“深层预设”(underlyingpersistent preoccupation)，包括“冲击-回应”说、“传统-现代”模式与帝国主义理论，提出要在中国内部理解近代历史变迁。而1990年代以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新文化史研究等思潮又轮番登场。可以说，“新清史”就是在这些思想观念与学术方法滋养中发展出来的。欧立德曾这样描述“新清史”的思想起源：

关于“新清史”的思想起源，我指出两个主要潮流，两者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其一来自许多年轻学者对改变研究中国之基本方法的渴切。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中，有些学者一方面觉得传统汉学家太过沉溺在语言文字的无穷考据之中，但另一方面又对多半出于“区域研究”模式学者的“西方中心”偏见感到不满。最有名的例子是柯文于1984年所提出的批评。他提倡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以跳出将中国的改变都视为是响应西方的观点。第二股潮流是来自一群年轻学者，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补正中国史这个在历史研究中理论性相对而言较贫乏的领域很有用处。[22]

欧立德

欧立德此说言简意赅。但细察之，却不难发现他总结的两个要素，即“以中国为中心”与后现代主义并非简单叠加的关系，而是存有内在矛盾。具体说，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现代叙事中的“中心”是本质化的、霸权性的与有待拆解的存在。“新清史”对清帝国的“超中国”特性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在解构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言自明的“中国”概念。2009年，柯文为《在中国发现历史》所作的新版序言里写道：“就其（‘新清史’）对于透明而毫无疑问的‘中国性’概念的挑战而言，它将此范畴复杂化并迫使我们继续思考其含义，可以理解此一研究对于中国中心式的分析并不十分友善”[23]。“新清史”学者米华健则说得更为直白：“我们之所以进行被称作‘新清史’的研究，目标其实是调整、修正包括费正清在内的那一代史学家的学术话语（discourse），比如朝贡制度，比如汉化，又比如中国中心论”[24]。“新清史”修正“中国中心”的具体途径便是使用非汉文的、“客观”的与“字面”的材料，从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周边”视角（族群、边疆与内亚）挑战正统的“中国”论述——把“中国”更多地等同于“汉族”、“中原”、“江南”与“中华民族”等，在史料的细部辨析中一点点地推翻“汉族中心主义”与“中原中心主义”这些在他们看来政治“不正确”的陈旧叙事。公允地说，“新清史”研究者作为“中国文明”的“局外人”，将“中国”这一概念问题化，进而对“中国中心论”可能存在的“大汉族主义”与“中原中心主义”的倾向做出批评，不仅无可厚非，而且也为我们自身理解中国内部的多元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提供了启发。

但是，“新清史”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清朝与历代王朝的断裂性与异质性，将之描述为中国历史上的“突变点”，而这一“突变点”的建构又是通过倒转中国史叙述的“中心”与“边缘”来实现的。正如杨念群所指出的：“（‘新清史’）改变了传统中国史研究处理‘核心’（内地史）与‘边缘’（边疆史地学）的旧有格局，甚至使边缘议题取代核心叙述，彻底改变了清朝历史的主流叙事结构”[25]。在“新清史”提供的历史叙述中，几乎处处可见“满-汉”、“内亚-中原”与“征服-从属”等二元对立项。在这一系列被着意突出的二元关系中，满族特性、内亚属性与征服机制成为其中决定性的“一元”。最终，“内亚”和“边疆”压倒了“中原”，局部取代了整体，“周边”吞没了“中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非汉他者（non-Hanother）的“中国”的出现。这便是“新清史”的基本逻辑。

这一失衡的历史叙述，不得不说是矫枉过正了。究其原因，在于“新清史”从根本上忽视了长时段历史中不断变异而又连续发展着的“中国”。不难理解的是，要想论证清朝的特殊性，首先应对中国历史做出整体把握，考察整个历史的演进模式。没有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又据何说明“清史”的异质性呢？但这一基本的学术前提在“新清史”中却是“缺席”的。在杨念群看来，“新清史”研究者眼中的“中国”，只是“宋明”时期的“中国”，但除了“宋明”中国，还有“汉唐”中国，而“汉唐”中国是多民族大帝国，清朝中国是对“汉唐”中国的继承，并非什么突变，而且清朝皇帝入主中原，不可能脱离以往朝代的若干制约，而是必须将自己叙述进中国历史的“正统”。[26]在接续“正统”的过程中有“新质”出现，这是历朝都会遇到的情况，是否就能据此认为“正统”已然被“断裂”了呢？显然，“新清史”有意避开“往上讲”，即从不断变异且连续着的中国传统中理解清朝的存在及其特点，而是热衷于“往下讲”，也就是在清史这一“历史横截面”中寻找“早期现代”与“早期殖民”的影子。“往上讲”强调的是一体、连续与认同，“往下讲”凸显的是多元、断裂与建构，前者强调在场的文明中人的“信”，后者则凸显后设的学术研究之“疑”。可以说，这体现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两种文明叙述方式。“新清史”虽属“中国研究”，但在其有意解构“中国中心”的过程中，将作为历史实体的“中国”扁平化乃至空心化了。或者说，在他们将“中国”以这样一种方式彻底“问题化”之后，“中国”也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一个悖论性的结局呈现出来，亦即“新清史”的“中国研究”走向了“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

于是，关键问题便显露出来：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并不夸张地说，如果在这一基本问题上缺乏探讨，不管是“中国中心”，还是“去中国中心”，都将是在含混前提下的“自说自话”。这是由历史研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新材料加新的提问方式所生产出的新叙述，并不一定更接近真实。不同的历史观与文明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客观材料”的组合方式与呈现面向。因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新清史”是当代西方对于“中国”的一种主客观交错的文明观看方式与知识生产方式，特别能够代表西方“观看”、“把握”、“介入”与“想象”中国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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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的“帝国转向”：走向“早期现代世界”

在不同的时空中定位清朝，直接决定着对“中国”的不同理解。“新清史”的合理质疑在于，研究清朝形成的动力难道只能在固定区域（中原）与固定时间意识（王朝周期律）中寻找吗？“新清史”既要挣脱传统清史研究中的“地理-政治-历史-情感”框架，又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视野中笨重与停滞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同时超越“中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突破王朝循环时间观与西方线性时间观是重新理解清朝的前提。“新清史”所追求的，正是将清朝叙述进同时期各文明互动的“全球史”，在世界时间中观察清朝的生成与发展过程。由是，“新清史”不再从帝制王朝的历时性框架中理解清朝，而是将清朝放置进“早期现代（earlymodern）”的共时性框架中，视之为“早期现代”世界中的“帝国”。

具体说，“新清史”将研究重心放在18世纪中前期，在“全球史”视野中将清帝国与“同时代”的世界各帝国并置比较。“新清史”研究者认为清帝国在17到18世纪的扩张，与英法等世界其他列强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是同步的，这不仅表现在清朝向蒙、藏与新疆等内亚边疆地区和西南云贵、东南沿海与台湾地区的武力征服，而且包括对广大疆域的管理。如濮德培所说：“清朝的扩张，其实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统一帝国都通过对外军事征服的方式来扩大领土，而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27]由于清帝国与英、法、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莫卧儿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一道，都在18世纪做了大规模扩张，他们在帝国内的多民族统治、国内行政、财政上的运作方式也有相似性，所以清朝就从王朝史、民族主义史学与现代化史学中被“解放”出来，走向了“早期现代世界”。也就是说，经由“新清史”的论述，清朝不再是世界的“例外”，反倒成为“中国”的“例外”，成为“超中国”的“帝国”。“帝国转向”遂成为“新清史”的支柱性观点。

濮德培

“帝国”这一古老的概念总是在与现代性经验的交缠中被不断重新阐释。现代的“帝国”概念是在与“民族国家”的对比中明确起来的。在这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中，“帝国”被描述为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前现代”存在，而“民族国家”则是单一民族的、民主的、工业化的、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的“现代”存在。照此逻辑，“帝国”体制无法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遂取而代之，成为19世纪以降世界体系中唯一合法的主权形式。由是，“帝国-民族国家”的对比关系就被组织进“落后-先进”的线性时间序列，同时也被组织进“东方-西方”、“亚洲-欧洲”二元对立的空间关系中。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项是西方在建立自身普遍性的过程中构建出的文明论话语[28]。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便会发现“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并非截然断裂，而是存有相当内在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需另加探讨，此处不再展开。

“新清史”的“帝国”概念正是要突破“帝国-民族国家”的线性叙事下“帝国”的负面形象。在其论述中，“帝国”的形象更接近于罗马帝国的形态。“作为一种政权构成形式，这种帝国的概念不仅基于征服、而且基于所创建的能够‘有条件地包容差异性’的‘主权分层’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建立的法律和管理体系，这是将帝国与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关键”[29]。而所谓“清帝国”，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其一，帝国的内部文化具有多元性，因而在内政上实施了因时因地的灵活治理；其二，帝国向外进行政治-军事层面的扩张，区别于19世纪以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新清史”要将“清帝国”的扩张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区分开来。因此，“新清史”的“帝国转向”主要就是指，“帝国”不再是“前现代”的落后存在，相反，各帝国之间的文明互动构成了“早期现代世界”的主要内容。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共时性场域中，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并置竞逐，似乎萌发了多元现代性的真正可能，从而突破了西方中心论视野中“帝国-民族国家”的线性进化。而且，相比于“中国中心”的民族主义色彩，“全球史”的视野又具有超越政治意识形态与单一立场的“优越感”。因此，“新清史”研究者自然将其“帝国转向”视作极为正面的学术推进。

可不得不追问的是，这样的“比较文明研究”是否真的实现了突破？在不同区域中寻找到“家族相似”的现代现象，其最终结果究竟是发现了多元性，还是再度造成了“同质化”呢？稍加观察便会发现，“军事扩张”、“武力征服”、“早期殖民”与“移民、传教士、商人”这些“早期现代”的标识，无一不浸染着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经验。将清帝国定性为“早期现代”，实质上是有意无意地在清史中寻找与西方“相似”的片段。这些片段被定格为清帝国走向现代世界的辉煌瞬间。对于这些“片段”的过度阐释，其实是无助于理解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的：“中原”以及东南海洋地区及其与“内亚”的互动状况在研究视野中的“缺席”，不仅使得关于“清朝”的历史判断不免执迷于一隅，而且也无法解释“殖民扩张”的“盛清”与被动挨打的“晚清”之间的命运转折。如果18世纪中前期的清朝已经走入“早期现代”，那么其晚期为何会遭遇西方的巨大打击呢？

“早期现代”的概念本意在于发现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最终却仍将清朝绑定在西方现代性的“早期/萌芽”阶段。在清史中寻找与欧洲的“相似性”，实质仍是以欧洲经验作为现代的唯一标准。如果说“新清史”致力于发现清朝与欧洲的“相似”片段，那么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回应，则往往是寻找清朝与欧洲的“差异性”，从根本上质疑“早期现代”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其中代表性的回应路径如下。

第一是对“帝国”概念的辨析，在历史实体论的层面上“较真”。葛兆光的态度最为缓和。他一方面说“乾隆一期所谓‘十大武功’，其实就是清帝国在‘殖民扩张’中”，另一方面又说“我无法简单地把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齐观，把大清帝国和西方列强在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政府当作同一个‘殖民’”[30]。他将两者并置，从而突出了西方概念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冲突。与葛兆光相比，杨念群的批驳更直接。他认为“把清朝的平准平回战争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的动机和做法混为一谈，显然是一种后殖民想象。因为清朝的战争理念是建立在传统大一统观念基础之上的，与建立在工业化时代的资源掠夺和社会控制之上的殖民逻辑毫不相关”，“新清史”将不同战争强行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时代误置”[31]。此外，曹新宇、黄兴涛在《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一文中指出，早在明朝时期，欧洲称中国为“中华帝国”的说法就已确立并逐步流行开来。不过当时欧洲人的“帝国”一词与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别，不能“仅从今天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社会学所界定的‘帝国’概念出发，去颠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帝国’内涵及其使用”[32]。值得注意的是，“新清史”学者米华健在其研究中已做出了“防御”。他通过介绍清朝在新疆的一系列经济与民族政策，来具体展现“清帝国主义”的所指，用实际情况的呈现排除了各种“帝国”概念的干扰[33]。显然，只对“帝国”概念进行辨析，无法有效回应“新清史”的挑战。

第二是跳出“帝国”论述，重新定义清朝的性质。刘文鹏认为要回应清史研究中的帝国主义路径，需要重新回到国家建构的议题上来。清朝对边疆地区不是进行“殖民”，而是完善国家治理，调整国家机构，逐步将新的力量组织进来的国家建构过程[34]。李怀印认为清王朝不是一个军事征服帝国，也不是当时正在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的成员，但是清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疆界分明，其内部也具备早期近代国家的若干特征，所以称之为“早期近代疆域国家”是比较合适的[35]。而更多的中国学者则从中国历史的“多元一体”特性出发，将清朝讲述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朝代。施展在《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中指出清朝的普遍性恰恰来自统合了中原与草原，形成了一个多元复合体系[36]。张志强在《超越民族主义：“多元一体”的清代中国——对“新清史”的回应》中表示，清朝是“大一统”的极致发扬者，“清代的贡献在于解决了自汉、唐、宋以来始终未能解决的中原与夷狄之间的‘此疆彼界之分’，而最终将‘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从而带来了华夷不分，天下一家的真正一统之世”[37]。确实，在“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中，“一体”是“多元”的前提。没有“一体”，谈何“多元”？但是，“多元”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不平衡发展，必将持续地带来治理上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现实状况中“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既需回顾历史经验，也需创造性的实践。

第三是将中国特殊性扩展为普遍性的话语，将中国作为解释世界的方法。比如，赵刚的《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建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一文将乾隆朝的“大一统”话语视作“早期全球化”的重要表征。在他看来，与19世纪以降西欧工业革命引起的全球化不同，1800年以前长达三百年时间中，西方只有接受非西方社会的地方性游戏规则，才能加入区域性贸易体系中，这是一个“西方主导与非西方主导的区域性体系多元并存与相互整合的时代，与后期全球化席卷世界一家独享的格局完全不同”[38]。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将“中国”普遍化为“世界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开对“天下主义”、“朝贡制度”等概念的再阐释。在“当代语境”中“复活”这些概念，既需要激活其正面的历史经验与传统，也要特别警惕“大中华主义”与新的文明等级的“潜滋暗长”。

进而言之，“当代语境”的引入，对于深化关于“帝国”的讨论其实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是“新清史”的“帝国转向”，还是中国学者从不同层面展开的反驳，都多多少少内含着“当代语境”中生发出的认知状况与问题意识。“新清史”的历史研究背后便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对于清帝国与当代中国之间的联系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判断。故而，探讨“新清史”的“帝国转向”，有必要进入到对于当代现实状况的分析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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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与“当代”之间：朝向未来的20世纪亚洲经验

近代以来，清帝国没有按欧洲帝国的裂变程序转换为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由现代中国承续了其疆域、人口与民族构成。这让不少西方学者感到费解，只好将当代中国理解为披着民族国家外衣的帝国。在“新清史”研究者眼中，当代中国与清帝国之间存在着更内在的相似性。历史上的帝国记忆与“中国崛起”的现实形象交相叠印，成为“新清史”研究重要的现实动因。欧立德在《乾隆帝》的中文版序言中毫不讳言：

我相信，人们若想要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以及思考中国如何重返世界强国之列，首先应该重新审视与思考中国上一次拥有这样的世界地位的时期，而这恰好指向乾隆的时代。因此，我写作这一传记的目的之一就是给盛行的“中国崛起”论提供更好的历史剖析。[39]

欧立德认为，乾隆时期蕴藏着“中国崛起”的历史基因。“新清史”以历史研究为入口，将视角延伸至当下中国，试图回应“中国崛起”给整个世界格局带来的变动。濮培德也持有相似观点：“清王朝时期的中国在18世纪时曾表现出强国的气象，与当代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当时欧洲列强那种在全世界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因此不得不考虑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40]由此不难发现“新清史”研究者的基本逻辑：清帝国与欧洲列强有着相似性，当代中国又与清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当代中国也就变成了帝国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并存的“古怪国家”，“中国崛起”也被描述为“在全世界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他们忧虑的是，当代中国内在地包含着“帝国主义”性质，也许会重走欧美老路，成为“新帝国主义”。此说并非本文耸人听闻，欧立德在《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一文中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一方面用“帝国”来突出清朝的特殊性，强调“中国是为帝国的观念发生在晚清中国”，同时又惧怕当下中国误以为自己从来都是“帝国”。他明确表示：“特别是在时下‘中国崛起’、‘复兴中华’论里，这种说法有着复兴昔日的帝国辉煌业绩的意味”[41]。此外，“新清史”还暗示了清帝国内部包含多个相对独立的民族主权，清朝皇帝是“天下共主”，因而可以有效维系多元主权，但当代中国却不再具备这样的能力，对边疆的管理并无合法性与有效性可言。这些忧虑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但将清帝国与当代中国进行直接比附的做法，却很难说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了。

按“新清史”的逻辑，被置于“全球史”视野中的清朝与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便有了同形同构关系。他们认为当代中国仍是一个存有内部殖民主义与等级制的“帝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可见，“新清史”之争不仅是讨论过去的历史，也是在争夺“朝向未来的历史”的解释权，是从研究者自身立场展开的对当下中国的历史叙事与未来想象。

须知，“帝国主义”虽是19世纪民族国家殖民扩张的产物，并非由“帝国”发出，但由于“帝国”也具有对外膨胀的属性，因而也就时常被赋予“帝国主义”的色彩。因此，在何种语境下释放“帝国主义”的负面能量，也就值得玩味。“新清史”一方面将“帝国”概念正面化，赋予“帝国”内部文化多元、向外积极互动的早期现代意涵；另一方面又出于对国际秩序变动的忧虑，将“当代中国”比附为“清帝国”，赋予它以“帝国主义”的色彩。如此多变与含混的“帝国”意涵提醒我们，“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伴随冷战的终结与全球化的展开而宣告结束，“新清史”的“帝国转向”与其对19世纪以降的帝国主义历史以及20世纪反帝反殖斗争史的“遗忘”是同步的。而这种“遗忘”也表征了“后帝国主义时代”与“后冷战时代”对“世界”和“全球”的普遍感知方式。“新清史”对“帝国”自相矛盾却又“理直气壮”的使用方式，代表了一种知识生产领域的霸权。

不过，抽象的道德评价与反抗姿态并不能解决问题。要寻找“中国崛起”的秘密，与其径直跳回“清帝国”，不如先退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起源与真实状况中去，那便是被“新清史”的“中国论述”所忽略掉的“20世纪”。唯有具体回溯与整理20世纪的“历史-政治-情感”经验，才有可能超越对“当代中国”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叙写。

毋庸置疑，现代中国诞生于20世纪。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中，中国一方面学习西方，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改变自己，将“天下”转变为“国家”；另一方面，与西方的激烈碰撞又带来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意义上展开了创造性实践，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正是在这一抵抗与建设并存的过程中，“现代中国”成为既符合“现代”标准，又保留“中国”特性的全新存在。在部分葆有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20世纪造成了全新的断裂：“国家形式、政治组织、军事制度、教育体制、科学技术、文化机构、工业和城市、新的阶级和阶层，以及国际关系等——主要是在短促的20世纪完成的，其变化的密度和广度前所未见”[42]。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的认同被激发与凝聚起来，当代中国的国族认同的直接来源便是20世纪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既建立在历史文明的连续之上，又是崭新的政治建构与政治想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等路线方针将民族解放、社会革命与国家建设全都提上日程，孕育出“新中国”之“新”。“新清史”将18世纪与当代“跨时空”勾连起来，显然没有注意到二者的断裂，从而无法历史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合法性起源。只有理清当代中国与20世纪历史经验的关联，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崛起”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向。

不过，“新清史”对“中国崛起”的关注背后确实包含着真切的现实观感，而且强调清朝与当代中国的相似性的做法虽禁不起推敲，却也是相当“自然”与普遍的联想方式。这一联想直接来源于国内外对于“崛起中国”的历史传统、运转方式与自我定位的关注，相伴而生的也就是“中国威胁论”。这意味着，有必要引入中国与周边关系的视野。停留在“此时此刻”或是回溯自身历史经验，是无法完全回应关于“中国崛起”的质疑的。相比于“新清史”暗藏西方现代性标准的“全球”视野，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亚洲”反倒可以打开更为切近的问题。那么，亚洲邻国对“中国崛起”的观感[43]，是否会对当下中国的自我认识产生启发呢？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近年来都在进行着“去中国化”的努力，他们的担忧不仅来自当代中国，也来自对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拒斥。不少东亚批判知识分子都对此加以关注，其中韩国学者白永瑞的论说尤其值得参考。他对中国学界将中国视为帝国的各种话语——“朝贡体制”（tributesystem）、“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天下观”与“新天下主义”——进行了逐一批判，进而提出了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的设想。[44]

白永瑞

中国学者对“朝贡体制”的重新阐释虽然没有直接与“帝国”概念挂钩，但在白永瑞看来却包含着帝国话语的核心要素。因为在朝贡体制中，中华帝国周边小国的作用被忽视了。比如作为清帝国外藩的朝鲜，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分析。再者，“文明国家”论述的主要阐扬者之一甘阳认为，21世纪的中心任务是恢复中国的“文明性”。这让白永瑞感到了内在的中国民族主义欲望。而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以“无外”作为核心原则，认为天下万物皆可“化”入其中，宣称中华帝国的本质是文化帝国，以“礼”为基本原则，故而可有效遏制帝国主义的扩张倾向，成为替代帝国主义的方案，似乎已思虑周详。但白永瑞借用威廉·卡拉汉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化”与帝国的暴力逻辑没有区别，其实质是“中国内部想要利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性的欲望”[45]。许纪霖试图对传统的天下主义加以升级，对其去中心、去等级，以创造出新的普遍性。在白永瑞看来，如果这一“新天下主义”的视角只局限于中国的话，就绝不可能形成新的普遍文明。

在逐一批驳了中国学者的“帝国话语”之后，白永瑞通过介绍台湾、冲绳以及朝鲜半岛等地区于现代主权形式的创新，正面阐发了“复合国家”（compoundstate）概念。“复合国家”不再是“单一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试图发挥市民社会的创造性，利用各种国家形式解决主权问题。“民间提出的复合国家是包容所有国家形态的，即所谓的雨伞式构想，是兼具国家之间结合，或国民国家自我转变等形态的新国家机构间的统合设想”[46]，以期更具创意地解决主权问题。显然，“复合国家”的灵感源于分断体制下的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等地区所面对的主权统一难题。中国作为具有大一统历史传统与历史连续性的大国，其实并不易理解其中的隐曲艰辛之处。而且“复合国家”论对于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边疆与民族难题，似乎也并不适用。更何况，中国在亚洲的“中心感”与韩国的“边缘感”都有其现实基础与历史原因，不宜简单地用“复合国家”的多元性与灵活性批驳中国的“帝国性”与“大国感”。但即便如此，“复合国家”仍有相当的启示性，它强调分断体制中各组成部分的地位是平等的，其历史、情感与未来意愿都必须被平等地尊重，故而可以有效弥补以等级秩序为内核的帝国话语对“周边”的忽略。在白永瑞看来，“复合国家”既超越了“民族国家”单一、僵化的主权形式，又超越了“帝国”的等级制，从而有希望创造出更平等多样的主权弹性机制。

“复合国家”论提醒我们要尊重“周边”与“他者”。而“周边视角”要成立，就必须首先分析和批判既有位阶秩序的构造，省察自身所处的位置。不过，以“周边”的“边缘感”来批判“帝国”的“中心感”，却容易陷入某种“政治正确”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崛起”时，当然首先要反思历史上各种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悲惨历史，正视自身之“大”带来的危险与责任，对于如何解决“大国”与“小国”的不对称关系展开深入思考；但批判、反思与自我省察必须扎根在对当下地缘政治格局与全球秩序的具体分析。东亚地区遗留了冷战政治结构，“小国”/“周边”背后几乎都有“大国”影子，并不存在“纯粹”弱势的、历史“清白”的“小国”。2017年初“萨德入韩”事件表明，韩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有可能导向对另外的“大国”（美国）的依赖。因此，如果不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加以整体分析与批判，单纯依靠中国的反省与警惕，依旧无法构建出新型的国家间关系与东亚共同体。

5

 

结语：多元参照系与“中国文明”的知识生产方式

定宜庄和欧立德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引用了中国学者党为的观点，并对之大加赞赏：

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目前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下，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已经成为文化本身，成为我们当代历史与现代经验的组成部分，从而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变成完全是整个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内部问题。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世界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47]

的确，西方与中国交融如此之深，早已成为中国认识自身的重要参照，而西方的学术话语也已如此内在于现代知识生产体制之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够重视西方文化与现代性经验，或出于封闭心态一味拒斥西方话语，而是所有知识生产都必须经过“西方”这个中介，即欧立德和定宜庄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变成完全是整个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内部问题”。在此，有必要对“完全是”这个全称判断提出质疑。难道因为现代知识体系源于西方，所有中国问题就必须完全在西方笼罩下展开？亦即“西方”必须是知识生产覆盖性的标准与前提？

定宜庄

从“新清史”的“帝国转向”到东亚邻国的“帝国观感”，并不只是论述对象的一次转移，也构成了知识生产的新的参考。20世纪与亚洲经验的时空场域，提供了理解中国文明的新视野。这种转移，并不是用另一个参照系取代之前的参照系，而是试图多样化知识生产的参考系，恢复研究对象所身处的广阔、多元、复杂与流动的现实处境。唯有将对话对象多元化，中国的知识生产才有可能跳出对西方学术霸权的焦虑，进而去发现更真切的问题，建设自身的主体性、批判性与生产性。

理解世界中的中国，并不是要以“中国”作为唯一“视点”，也不意味着不加反思地回归自身的文明传统，而是要在自身的历史脉络与文明主体性基础上，开拓真正的世界视野。近年来，中国知识界重新理解世界，寻找新的知识参照系的努力从未停止，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生产方式，比如“亚洲作为方法”[48]、“从周边看中国”[49]、“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50]、“区域作为方法”[51]、“从西天到中土”[52]，等等。只有在自我与他者循环往复的辩证认识之中，才有可能更新自我认识、他者认识与世界想象。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创造更为平等多元的世界秩序，亟需新的知识生产与创造性实践。而当代知识生产正处于丰厚的历史经验与紧迫的时代议题面前，也就要求我们正视知识生产与权力构造的密切关联，实现真正的理论超越。这才是“新清史”带给中国学界真正的“正面”启示。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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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季剑青、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闫作雷与三联书店曾诚先生的指正，谨致谢忱。

 [2][日]宫本一夫等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全六卷），中信出版社，2016年。

 [4]主要包括澎湃、网易、凤凰网，还包括社交平台微信、豆瓣、知乎等。

 [5]汪荣祖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湾远流出版社，2014年。

 [6]两人的论战文章包括：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5日）、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姚大力《姚大力回应汪荣祖：略芜取精，可为我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5月31日）、汪荣祖《汪荣祖再答姚大力：学术批评可以等同于“打棒子”吗？》（《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6月21日）。这组文章后被收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年，第287-375页。

 [7]这组文章包括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2015年4月20日）、唐红丽《“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2015年5月6日）、刘文鹏《正确认识“新清史”与“内陆亚洲”》（2015年5月13日）、杨益茂《“新清史”背后的学风问题》（2015年7月7日）。

 [8]项飚、刘小萌、[美]欧立德：《从“新清史”到满学范式》，《二十一世纪》，2016年10月号。

 [9]欧立德的代表作之一《乾隆帝》（Emperor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便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普及读物，中译本已于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另一位“新清史”的代表学者米华健（JamesMillward）坦言：“我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来是希望吸引更多的读者，尤其是非专业的读者，二来是推广世界史的理念，也就是大历史的理念”。郑诗亮：《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7年7月9日。

[10]参见刘小萌：《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近代中国研究”，2010年9月21日；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1]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12]《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5卷第4期(1996年11月)。

[13]《亚洲研究学报》，第26卷第2号（1967年2月）。

[14]《亚洲研究学报》，第57卷第1号（1998年2月）。

[15]分别是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Imperial Institutions，中译本《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A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尚无中译本）、路康乐（EdwardJ. M. 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欧立德（MarkC. Elliott）《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译本已完成但尚未出版）。此外，米华健（James Millward）、濮德培（PeterPerdue)、张勉治（Michael G. Chang）等人的著作也是“新清史”研究的代表成果。不过，许多“新清史”著作尚未译成中文，影响了中文读者对其具体观点的了解。

[16]例如欧立德倾向于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柯娇燕、米华健则更多考虑清帝国在欧亚大陆中的重要性。参考吕杰：《作为方法的“语境”——美国中国史书写中的三个问题探讨》，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毕业论文。

[17]侯德仁：《柯娇燕：我对“新清史”研究的保留意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日。

[18]参见《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序言，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9]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20][美]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维性》，《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69页。

[21]Peter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the 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33-299.

[22][美]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384页。

[2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新版序言，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24]郑诗亮：《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

[25]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6]同上。

[27][美]濮德培著：《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牛贯杰译，《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

[28]关于现代“帝国”概念的产生及“帝国–民族国家”二元论的生成，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三联书店，2004年。

[29]定宜庄、[美]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30]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1]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

[32]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33][美]米华健著：《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贾建飞译，张世明审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刊印，第19-23页。

[34]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代历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35]李怀印：《世界史视野下的清朝国家》，澎湃新闻，2017年6月6日。

[36]施展：《中国历史的复合多元结构》，《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37]张志强：《超越民族主义：“多元一体”的清代中国——对“新清史”的回应》，《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

[38]杨念群：《“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

[39][美]欧立德：《乾隆帝》中文版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青石译，贾建飞、欧立德审校，2014年，第1-2页。

[40] 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代历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

[41][美]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

[42] 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一）》，《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

[43]2017年7月13日，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其官网公布了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韩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认同比例已跌至34%，接近15年来最低水平。在受访的38个国家中，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两个国家分别是日本（13%）和越南（10%）。参见皮尤研究中心网站，2017年7月13日。

[44][韩]白永瑞：《中华帝国论在东亚的意义：探索批判性的中国研究》，《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45]同上。

[46]同上。

[47]定宜庄、[美]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的影响与回应》，《历史学评论》，第142页。

[48]参见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行人出版社，2007年；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三联书店，2011年。

[49]2007年12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召开“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编有论文集：《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葛兆光的相关研究包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年）、《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50]参见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华书局，2011年。

[51]参见汪晖：《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三联书店，2014年。2011年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办集刊《区域》，以亚洲研究为中心，兼及跨区域研究。

[52]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此外，“西天中土”书系还出版了印度学者的系列普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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